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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与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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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PGX导读:
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已近30年,经过探索发展、快速发展、规模发
展和优化调整4个阶段后,已成为国际油气行业的重要力量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途径。当前复杂局势下,
有必要结合区域和国家实际情况,对中国石油企业海外业务风险开展研究分析。
结合中国石油企业自
身海外业务特点,分区域提出中国石油企业海外业务不同的业务发展战略及其经营策略优化路径。
徐东,男,正高级经济师、注册造价工程师、注册咨询师。2017年毕业于天津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获博士学位。现在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规划总院,从事能源经济、战略研究、政策研究、经济研究及管理咨询工作。E-mail:.cn。
徐东
1
,冯敬轩
1
,丁世强
2
,崔宝琛
3
,罗占刚
4
,宋镇
1
1.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规划总院;2.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发展计划部;
3.中国石油油气和新能源分公司;4.中国石油国际勘探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已近30年,经过探索发展、快速发展、规模发展和优化调整4个阶段后,已成为国际油气行业的重要力量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途径。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以及俄乌冲突及其外溢效应,导致世界经济形势、国际能源格局、全球油气合作态势以及区域、资源国政治经济走势发生深度变化并呈不规律方式演进,有必要结合区域和国家实际情况,对中国石油企业海外业务风险开展研究分析。按照全球42个重点资源国的五大油气合作区进行分类,从发展水平、商贸环境、能源形势、政治外交4个维度,采用全球竞争力、投资自由度、油气储量、油气产量、营商环境、能源转型和政权稳定性等16个指标,建立了有针对性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模型更为客观地确立了指标权重并对5个区域和各资源国风险进行排序。根据分析评价结果,考虑国际国内形势预判,结合中国石油企业自身海外业务特点,分区域提出中国石油企业海外业务不同的业务发展战略及其经营策略优化路径。
中国石油企业;海外业务;熵权TOPSIS模型;风险评价;分区域;优化策略
“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作为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核心内容,是1993年中国提出的对外合作开发的重要战略方针。也正是从那时起,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石油)、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海油)、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石化)及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国中化)等央企以中标海外油气区块或收购海外油气公司的方式陆续进入跨国油气勘探、开发、炼制、销售等产业领域。大约10年后,振华石油控股有限公司(简称振华石油)、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宝莫股份),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广汇能源)及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美都控股)等民营企业也纷纷走出去,并购海外油气资产,开展海外油气业务。
截至2020年底,中国石油、中国海油、中国石化、中国中化等四大国有石油公司在51个国家有油气勘探开发项目320个,合计区块权益面积为28.7×10
4
km
2
,中国石油、中国海油、中国石化年度海外权益油气产量合计达1.67×10
8
t油当量
[1]
;在全球建成了美洲、非洲、欧洲、中东、中亚-俄罗斯和亚太等六大油气合作区,构建了中国西北、东北、西南、东部海上等四大油气战略通道,全面增强了全球油气资源配置能力,实现了中国国内油气供应多元化,在保障国家油气能源安全、开展国家能源外交和“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进入到优化调整阶段后,中国油气企业海外业务在“十四五”及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应该追求高质量发展,但是内生发展动力和外部环境激荡演变等因素都会使石油企业面临不同程度的风险挑战,需要科学研判、风险评估和积极应对。
进入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世界形势和全球能源格局受到百年变局、新冠肺炎疫情(简称疫情)、能源转型和以乌克兰危机为代表的局部地缘政治冲突左右。世界形势方面,美国继续使用霸权主义“拉欧弱俄排中”,欲在世界建立和形成两大阵营,一些国家也借俄乌冲突之机突破二战以来的禁忌和束缚,国家间关系出现新的纵横捭阖。能源格局方面,美国、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三极并立的格局会日益不平衡,俄罗斯、欧洲互相依赖的格局将被打破,全球油气流向将发生重大变化,同时受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转型、疫情及百年未有大变局下的地缘政治影响,国际原油价格近两年也经历了大幅跳水至历史负油价,再到欧洲能源危机下的原油价格高位震荡。美国的全球能源影响力将进一步上升,中东海湾产油国的选择空间扩大、地位再次凸显,油气消费国能源博弈权力及新能源业务权重将会上升,中美两国之间的博弈在能源权力转移中也会有竞有合、更加激烈,国际能源格局将迎来新一轮调整。
全球油气市场经历了2021年的跌宕起伏后,2022年表现出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和更为复杂的多维变化特征。北约持续东扩导致俄乌冲突,以美国以主的一些西方国家(简称美西方)全方位制裁与俄罗斯反制裁,以及对俄罗斯实施的煤炭禁运、石油禁运、海运禁令及潜在的天然气禁运引发全球能源格局深度调整;美国联合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拉拢东盟、建立印太合作框架,挑起对中国的全面围堵和综合威慑;美国迫于国内能源价格高企和欧洲能源供应危机有序放松对委内瑞拉的制裁;2022年初哈萨克斯坦爆发大规模骚乱,预示中亚各国近期会在权力交接过程中出现问题;随着塞内加尔、肯尼亚、安哥拉等多个非洲国家大选,非洲多国政局可能出现动荡;缅甸军方形成看守政府,阿富汗、叙利亚战后出现治理真空等。这些冲突和事件本身及其外溢效应将会成为影响当前世界格局的重大变量。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也是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尤其是中美战略博弈及其潜在冲突将会成为全球政治重心和主线,影响世界形势的总体进展,重塑全球能源基本格局,造成全球及各地区油气供需和油气价格出现非典型逻辑和非线性变化,使中国石油企业在全球各地开展国际油气合作所面临的风险呈非均质变化。
随着新冠疫苗的推广,全球经济明显复苏,但是奥密克戎变异株加快了传播速度。各国防疫政策不统一致使人类经济活动和商务旅行出现非同步现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恢复增速不一致导致区域和国家间呈现经济失衡状态。一些国家出现大规模疫情反复,经济暂停
—
重启
—
再暂停
—
再重启的往复循环既扰乱了油气市场供需演进规律,也破坏了油气市场平衡发展的节奏和规律,全球油气市场恢复至疫情前水平较预期更晚。同时,油气价格高位震荡不利于油气消费的恢复,区域供需不均衡以及供应中断不时发生,影响全球油气市场的长期均衡发展,使中国石油企业国际油气合作面临的风险呈非线性变化。
1.3 能源转型动能强烈迫使国际石油公司改变业务布局
随着气候变化问题深度政治化,全球气候治理越发严苛并已逐步进入快车道。目前全球已有130多个国家提出碳中和目标和愿景,清洁能源规模替代和高碳能源减量使用已成为必然发展趋势,全球能源体系正在加速向低碳化、无碳化转型。国际石油公司作为引领全球油气行业发展的群体
[2]
,陆续披露“双碳”目标,在企业战略中嵌入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低碳负碳、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气候变化等元素和概念,并加快部署新能源业务。中国石油企业在海外的存量业务和增量业务都会受到来自欧美国家气候组织、环保组织和资源国有关气候管理机构的严格监管,处理不当有被法律诉讼的风险。海外业务的布局将根据区域和国家ESG评估情况而发生重大变化,石油企业国际油气合作的风险将会因为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呈颠覆性变化
[3]
。
1.4 地缘政治深度调整和资源国政治动荡改变海外业务投资经营环境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度演进,2022
—
2023年将会有约20%的国家发生政权更迭交替,世界进入到一个疯狂博弈的时段。俄乌冲突并未延缓美国联合其亚太盟国对中国形成全面竞争之势。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及波罗的海三国、美国与美洲国家、以色列与伊朗、澳大利亚与南太平洋各岛国、英国与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之间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和博弈,给世界秩序带来新的挑战。中国石油企业海外业务重资产的中亚、非洲、南美洲及东南亚各资源国家都出现了近20年以来少有的大动荡。各区域多个国家大选中出现左翼抬头趋势,内战、骚乱、政变、恐怖袭击叠加疫情和粮食危机,造成业务所在区域安全形势异常严峻、社会环境异常恶化、财税政策加速收紧、经济逆全球化和能源民粹主义上升,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局势变化及其溢出效应都会促使企业的总体生产经营风险提升。基于利己主义和小团体主义,美国加大了重构盟友体系的步伐,全球再次出现政治极化的趋势;加之“五眼联盟”国家加大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审查监管,企图压缩中国石油企业海外业务的发展空间,导致中国石油企业国际油气合作的风险呈周期性变化。
经过近30年的探索实践和发展,中国石油企业海外业务规模和效益显著提升,国际化经营战略取得显著成果,跨国指数不断提高,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同时也面临海外业务国际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部分项目由于成本高企、剩余储量不足等原因导致整体经济效益不断下滑、整体创效能力不足、国际化经营能力不足、国际化资本运营水平较低等现实问题。面对“十四五”乃至更长的时间维度,立足新的发展阶段,在新时期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基调下,中国石油企业海外业务需达到“三优化一提升”的高质量发展要求。
2.1 区域布局需要进一步优化调整以形成核心项目集群
近30年的快速发展和规模发展,中国石油企业海外业务目前在区域布局方面存在3个主要问题:一是项目数量多且分散在多个国家;二是生产区域多但核心油气产区偏少;三是油气权益产量在部分地区和国家占比过高。根据全球地缘政治演进,在新发展阶段为保证中国石油企业海外业务高质量发展,必须贯彻落实“危地不往、乱地不去”的原则,实施海外业务区域布局优化调整,具体来说,就是要聚焦“一带一路”沿线,经略重点国家,深耕重点项目,培育、建立、巩固、拓展并优化海外业务项目集群和核心产区,优化处置存量低效项目,退出高风险或低价值项目所在国家,将资产向风险可控,能发挥国家、企业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和国有企业间协同优势的区域聚焦,提高海外业务项目集中度和海外项目的聚集度。
中国石油企业海外业务资产结构存在效益边际项目和亏损项目占比偏高、成长性项目占比偏低、高风险地区和低品位区块储量资产占比偏高以及高价值项目在中高风险地区过度集中等4类典型问题。从海外业务高质量发展角度分析,下一步中国石油企业必须坚持“有进有出、择优发展”的原则,实施资产结构优化调整。要加大对其海外业务中高风险、高股权、高投资项目的评估、控制和优化,尽快剥离低效、无效资产,加强优质作业者项目、风险勘探项目、深海勘探开发新项目获取,通过资产市场运作,优化海外业务资产结构,提高中低风险地区中高价值开发项目的比例,提升整体海外业务的资产创效能力。
2.3 业务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以夯实可持续发展基础
目前,中国石油企业海外业务结构面临3个紧迫趋势,急需优化和转变:一是勘探项目大幅减少,油气资源接替难度日益加大;二是天然气业务资产占比低,资产创效和低碳业务发展能力较弱;三是海洋油气资产和产量占比偏低。为实现中国石油企业海外业务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突出常规、油气并举、拓展海洋”的原则,实施业务结构优化调整。要通过突出风险勘探、加快海洋勘探、强化精细勘探和积极拓展新项目等手段获取补充勘探项目和资产,夯实可持续发展资源基础;通过存量项目优化和增量项目获取,突出天然气项目和资产的获取,增强绿色低碳发展能力;通过发挥中国石油企业上下游一体化、甲乙方一体化、国内国外一体化、油气与新能源和金融一体化等4个一体化优势,突出作业者项目管理能力和盈利能力的提升。
2.4 资产盈利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以形成良性发展态势
分析中国石油企业海外业务的盈利状况,发现有3个突出趋势性问题:一是海外资产创效能力水平呈快速下滑趋势,过去10年投资资本回报率由接近15%下滑到不足5%;二是高油价时期获取的项目成为海外业务阿喀琉斯之踵,缺乏经济有效开发途径,扭亏难度较大;三是海外技术支持服务业务盈利能力偏低,存在“卡脖子”技术进口和引进风险。为此,必须坚持“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由生产经营向资产经营转变”的原则,提升海外资产盈利能力。要实施成本领先战略,持续开展海外业务提质增效,实施全过程、全要素成本控制;突出比较优势,发挥国家政治外交优势,发挥石油企业综合技术优势、综合一体化优势、特色企业文化优势和低成本优势,全力提升海外业务的盈利水平,形成中国石油企业海外业务良性发展的态势,促进海外业务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油气资源是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具有商品属性、金融属性和地缘政治属性。在“走出去”发展政策指引下,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额度和业务区域不断扩大。但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逆全球化、差异化发展格局和局部地缘政治外溢效应进一步加剧,影响海外油气资源获取的安全因素日益复杂,海外业务投资经营风险和机遇并存。同时,在国家能源供给安全和自身高质量发展要求下,中国石油企业海外业务需要持续开展产业布局、业务结构和资产结构优化,需要持续提升合作项目和资产的盈利能力,迫切需要对“十四五”及未来更长时期的外部风险予以识别和评价。本文按照图1所示的技术路线,构建中国石油企业海外业务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确定指标权重并构建模型予以风险排序,对各资源国和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油气合作主要区域的风险进行再识别和再评价。
在现有国内外相关文献和研究报告
[4-16]
中,风险评价指标大都聚焦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和资源等因素,具有代表性研究中采用的指标详见表1。
表1 相关文献或研究报告中所涉及境外投资风险评价一、二级指标
由表1可以看出,油气企业开展海外业务是一个多因素的复杂决策,几乎包含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所有情况。文献[4]利用熵权TOPSIS法(优劣解距离法),从经济、政治和法律、资源环境及基础设施等4个方面,对中国铝土矿境外投资环境进行综合评价;文献[5-11]分别从安全、经济、政治、法律、社会、行业、基础设施等方面建立各自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对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油气投资环境风险进行了评估;文献[12]则是从非对称依赖情况下遭受经济制裁的角度,研究了被制裁目标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经济制裁会产生重大负面影响,需要重视经济制裁的应对;文献[13-15]则没有特别针对性地建立了各自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从宏观角度分析了全球大部分国家的宏观投资环境;文献[16]则是基于熵权Topsis和灰色关联两种方法,建立了“一带一路”国家电力投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综上所述,这些风险评价指标体系中大部分都是共性指标,但是对于可以反映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因素和指标考虑较少。油气资源具有重要的战略属性,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外交关系对于海外油气业务合作具有一票否决的性质,因此需要重点考虑。
在构建风险评价指标体系过程中,本文沿用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通用性及适用性较强的共性指标,如人均GDP、商务自由度、贸易自由度、汇率波动、供需差、储量、政权不稳定性、法治程度等;增加了一些更具综合性和时代性的指标,如能源转型指数、HDI(人类发展指数)、全球竞争力、营商环境等,意在提升指标体系的广度;尤其是在反映国家间关系影响方面,在保留双边投资协定和双边伙伴关系两个常规指标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增补了“是否遭受制裁”和“隶属由中国主导或推动创立的国际组织”两个针对性指标。本文建立的中国石油企业海外业务投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发展水平、商贸环境、能源形势、政治外交等4个维度和16项评价指标,具体详见表2。
表2 中国石油企业海外业务油气投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及数据
该指标体系中的数据来自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经济论坛、世界银行、bp能源统计数据、statista数据库、外交部和商务部等机构的最新报告和数据。指标体系的评价对象按照中国石油企业海外业务资源国所在区域分为中亚-俄罗斯地区、美洲地区、中东地区、亚太地区和非洲地区,共有42个国家。该指标体系涉及的油气产量当量在全球油气产量当量总量中占比88%。
完成中国石油企业海外业务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和相应数据选取后,本文基于熵权TOPSIS综合评价方法,构建风险评价模型,确立指标权重并进行风险排序和分析。
熵权法是利用指标数据的离散度来量化变异程度,变异程度越大则不确定性越大,表示指标数据较为混乱,包含的信息较多,对投资的影响大,因此权重则大。采用熵权法确定权重的优点是根据客观数据为指标进行赋权,反映了一个指标的变异程度,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主观因素对权重的影响。TOPSIS法则是根据指标与理想解之间的距离进行排序,整体越接近理想解则排名越高,能反映出各个评价对象之间的客观差距。不需要目标函数,不用通过检验,而且能够量化出多个指标的综合影响,对于数据分布及样本量、指标数量无严格限制,既适用于小样本资料,也适用于多评价单元、多指标的大系统,较为灵活、方便。基于两种方法建立的综合模型,既能对相关风险因素指标进行针对性筛选,又能对风险大小进行量化排序,能够满足研究需要。
在模型构建中,首先采用构建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标准化矩阵,并利用熵权法计算各个指标的权重。选取
m
代表被评价资源国对象数量,每一个资源国有
n
项对应的评价指标,第
i
个国家的第
j
项指标值为,构成如下所示的
m×n
阶矩阵:
式中:
i=
1,2,……,
m
;
j=
1,2,……,
n
。
由于各项指标之间计量单位和数量级不完全统一,同时指标趋势所表征的含义不同,有些指标并不是越大越优,因此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数据处理后利用熵权法计算各指标权重,则第
j
项指标的信息熵值
H
j
计算公式见式(2),第
j
项指标的熵权重值
W
j
见式(3)。
式中:
为非负数,且0≤
H
j
≤1。
设标准化后各项指标数值为
y
ij
,则评价指标体系的加权决策矩阵为:
令
V
+
、
V
-
分别表示正、负理想解的最优方案,则有:
则各评价方案到正、负理想解的距离
、
分别为:
和
值分别代表评价对象与最优或最劣解的距离(欧式距离),其实际意义是:评价对象与最优或最劣解的距离,
值越大说明距离越远,研究对象值越大,说明与最优解距离越远;
值越大,说明与最劣解距离越远。最理想的研究对象是值小同时值大。
计算出各评价方案与最优方案的贴近度即综合得分
C
i
为:
式中:0≤
C
i
≤1。其中
C
i
=
0
为最劣目标
,
C
i
=
1
为最优目标,综合度得分值越大说明研究对象越理想。
运用构建的模型,可以计算得到各维度指标的权重,具体见表3。
由表3可以看出,在指标权重方面,权重最大的是储量,为22.1%,这与石油企业对外合作时首先考虑资源潜力的实际情况相符合;指标权重最小值为汇率波动,仅为0.5%,原因在于除委内瑞拉外,大部分国家近年来汇率的波动幅度相对不大,甚至有个别国家采取的是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在维度权重方面,政治外交维度权重为43.1%,其他维度的权重依次为能源形势26.0%、发展水平20.8%、商贸环境9.9%,说明在世界格局风云诡谲的时代,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外交关系是首要因素。与其他相关文献中注重资源风险或资源国发展水平的评价方式相比,对于政治外交维度风险的忽视会产生风险偏好的偏差,导致过度重视显性风险而忽略政治外交方的隐性风险,其评价结果也会产生较大的局限性和误导性。如,美西方发达国家可能各个方面指标排名较为靠前,往往在投资风险评价排序的研究中具有较高的排名,但忽视了国家间政治外交关系的影响容易导致投资环境发生颠覆性逆转。本文研究涉及国家的风险评价结果详见表4。
按照本文风险评价结果,结合中国石油企业海外业务在全球各区域项目分布情况及业务进展状况,按照风险由低到高的顺序分别提出五大油气合作区业务经营策略的优化实施路径。
在中东地区,中国石油企业海外业务发展应该定位于打造国际化经营和“一带一路”高端油气合作区。
按照这个发展定位,根据风险评价结果,结合该区域能源权力上升的趋势和特点,采取积极扩张战略,按照以下3个路径具体实施:一是发挥中国石油企业综合一体化优势,稳定发展并巩固好在伊拉克、阿联酋等国家的现有业务和项目合作,适度扩大或增加在伊拉克、阿曼、卡塔尔、阿联酋的新项目获取或合资合作项目;二是关注伊核协议谈判进展和伊朗地区政治宗教局势变化,安全稳妥参与伊朗油气合作项目;三是关注中东国家能源转型需求和能源转型计划,发挥中国石油企业在新能源和低碳业务方面的制造、技术和先发优势,通过与现有油气合作项目形成协同效应的方式,积极参与中东地区可再生能源开发与综合利用。总之,在该区域部分油气资源丰富国家战后重建之时,有效发挥中国石油企业在资金、技术、设备和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在油气合作中争当作业者,发挥综合一体化优势,建成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最主要的产量贡献区和稳定效益贡献区。
在中亚-俄罗斯地区,中国石油企业海外业务发展应定位于建成“资源优先、项目优质、效益优良、品牌创优”一体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油气合作核心区。
其中,将中亚地区建成中国石油企业海外业务现金流和利润贡献的核心区,将俄罗斯建成海外油气业务重要的优质资源接替区,打造冰上丝绸之路油气合作示范。建议采取适度扩张战略,按照4类路径实施油气合作开发:首先,持续推进项目和资产优化,提高项目创效能力。密切关注中国石油企业在这些国家到期和即将到期的油气合作项目,适应中亚国家发展新形势新要求,积极、主动、有序参与中亚国家油气勘探开发规划,着力推动业务本地化,优化项目和资产布局和结构。其次,稳定并适度扩大油气管道运营能力,保障油气合作成果回国和国家能源安全。科学研判形势,处理好在中亚-俄罗斯地区与中亚国家、美西方国家、俄罗斯的四方博弈关系,发挥乌克兰危机为中国和中亚国家油气合作带来的正向溢出效应,抓住地区危机及制裁与反制裁造成的中亚油气西向受阻和俄罗斯油气出口向亚太地区转移的有利时机,在中俄油气管道、中哈原油管道、中亚油气现有管道运行和未来管道规划建设以及中俄之间新的陆上油气管道、新的铁路运输线路及海上运输线路规划论证等方面取得工作主动和新成果。再次,要关注ESG领域并开展协作,积极参与这些国家的新能源和低碳业务合作。最后,要加大国家和企业层面的有效互动。推进中俄、中国-中亚能源金融一体化合作模式创新,完善本币结算机制,探索人民币结算试点并扩大推广实施。
在亚太地区,中国石油企业海外业务发展应定位于油气新能源一体化和天然气开发利用综合一体化的油气合作区。
根据风险评价结果,结合业务开展情况,建议采取稳中求进战略,实施以下优化路径:一是关注印太战略实施走向和缅甸、巴基斯坦安全形势,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利用RCEP协议签订并推动实施的契机,加大与东盟贸易合作基础下的油气合作新篇章;二是抓好中缅油气合作和中缅油气管道平稳运行,论证在东南亚地区建设LNG(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三是挖掘与南太平洋国家油气合作的机遇和可能性,为未来南海油气开发打造新支点;四是积极开展资本运作,有序退出“五眼联盟”国家的油气合作项目,暂时不能退出的则需要加强与相关国家的收益捆绑和利益扭抱。
在美洲地区,中国石油企业海外业务发展应定位于建成海外非常规和深海油气开发的油气合作区。
根据风险评价结果,结合海外业务开展情况,建议采取稳定+收缩战略,并实施以下优化路径:一是关注美国放松对委内瑞拉制裁以及美国与部分拉美国家矛盾有所扩大带来的机会,考虑部分拉美国家左翼色彩政党的崛起,关注油气资源国有化及国际油气合作的态度,稳妥运行现有合作项目,谨慎开展新项目规划部署;二是积极介入巴西等油气资源国的深度合作,推进地区非常规和深海油气开发,弥补国内石油企业深水和超深水能力的短板;三是采取资本运营方式适度收缩,有序退出“五眼联盟”国家的油气合作项目,暂时不能退出的则需要加强与相关国家的收益捆绑和利益扭抱。
在非洲地区,中国石油企业海外业务发展应定位于建成“深度合作、综合影响和全面效益”的油气合作区和“有效益、有深度、有影响”的重要常规油气合作区。
根据风险评价结果,考虑到未来一段时期非洲国家大选不确定性和区域地缘政治演进形势,结合海外业务开展情况,建议采取稳中求进+适度收缩战略,既保持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的业务发展战略定力,持续做优、做强、做大存量业务,同时,按照新形势、新变化和新局面,沿着以下优化路径开展相关工作:首先,高质量推进现有油气重点项目的深耕勘探和精细开发,关注非洲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新项目,探索陆上常规一体化合作区和海域油气开发试验区建设;其次,关注国际石油公司在非洲LNG项目的最终投资决策,寻找机会,择机适度开展股权合作,与欧美国际石油公司形成利益协同,构建中-非油气合作新支点;再次,关注欧美国际石油公司加大开发非洲天然气业务的进展,积极与其现有和规划的天然气管道联通协同,形成协同发展的局面;最后,充分利用非洲地区风光资源优势,利用新能源装备制造和油气低碳负碳技术等优势,发展新能源并注重与现有油气项目形成协同效应,推动在尼日尔开发光伏项目试点、在肯尼亚开展地热开发试点、在莫桑比克开展天然气综合利用以及利用尼日尔
—
贝宁原油外输管道项目开展新能源试点等项目和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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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The World Bank.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DB/OL].[2022-09-05].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source/worldwide-governance-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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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外交部.国际和地区组织[EB/OL].[2022-09-05].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
本文作者 | 徐东 冯敬轩 丁世强 崔宝琛 罗占刚 宋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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